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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二十章 没有什么农民起义……

  铁口李紧接着收到了自己上级的指示,可惜的是,没有表扬与鼓励,却让他们等着让外堂人员指挥他们进行下一步的行动。

  全真教这个时候的组织结构分成内堂与外堂,原因很简单,外堂多是三山五岳江湖好汉式的人物,其实就是原先占山为王,占路为匪的人员------他们从来都是擅长劫富济自己好过一些,当然口头上是用来济贫。

  他们本来就极会投机和投靠,他们信不信教的诚心可疑,但是全真教又不得不接受他们,因为他们在当前比内堂的人更有用处。

  全真教的教义和手段本来与武功什么的说法一流求币的关系都没有,也正因为有外堂存在的关系吧,有了许多可以发挥的余地,各种神奇武功的传说就出来了。

  全真教本来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,比如重阳祖师立教之初,令出家者须住庵修行,居住条件力求俭朴。

  《重阳立教十五论》谓:“茅庵草舍,须要遮形,……雕梁峻宇,亦非上士之作为,大殿高堂,岂是道人之活计。”

  所以在这期间,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,全真七大弟子皆以头陀式苦行著称。

  如马钰修道时,每日仅乞食一钵面,并誓死赤足,复不饮水,冬不向火。

  王处一曾于沙石中跪而不起,其膝磨烂至骨。山多砺石荆棘,赤脚往来于其中,故世号铁脚云。

  邱处机入磻溪穴居,日乞一食,行则一蓑,虽箪瓢不置也,……昼夜不寐者六年。

  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,持不语戒,儿童戏触亦不动,寒暑风雨,不易其处。

  好吧,总之是要求入教之人每个都要在经过各种自我摧残之后以求正果。

  这一些确实与武功无关,但是从王重阳开始,一切以扩大影响力为先,所以一些能在实用性上发挥作用的人才是更重要的,对他们的修行要求也就降低了很多。

  铁口李看着眼前坐着的外堂人员,心里不满,但是却不能说出来。

  他说:“任堂主,为何要引教徒作乱?这不符教义……”

  任堂主是一个黑胖子,据说擅使一把朴刀,当年在蜈蚣岭上占山为王,后来见全真教势大,同时又被教义“感化”,便率人投了全真教。

  他到枣庄县城要引人造了流求人的反!

  任堂主哈哈大笑说:“我任某人不甚明白什么鸟教义,但是临行时掌教说的好,但求山东民众能造了流求人的反即可!”

  铁口李一脸的苦笑,他明白掌教现在的意图,但求让蒙古大人们赏识,但求能帮助他们平叛……眼下一切以此为重。

  但是,流求人在这里的管理不是也很好嘛?!

  这里的生活还真不错,先不提吃穿之类的民生,单单是平常的生活便让人感觉到自在。

  他和他的手下是自由身,每十天休息一天的时候,他们便去枣庄城里看看。

  眼见着一趟趟房子快速地盖将起来,眼见着民众越来越多,眼见着各种商货陆续摆在了商铺里……大街上行走之人中,脸上带着微笑的行人人数众多。

  现在,他们还听说了,流求人竟然要开始每十天后,接连休息两天了!

  这样的生活真心不错……铁口李都暗中开始物色修建宫观的地方了。

  但是,现在却要带着教徒作乱!

  任堂主哪里管铁口李的想法,他不住口地称赞此地,认为这里正是造反作乱的好地方。

  首先就是这里的流求卫队队员比较少……官兵只要少了,那就是他们的机会。

  像任堂主这样将要引领的小规模暴乱,自然最不喜欢直接面对官兵。

  说到“农民起义”,这里简单说一点。

  事实上这个华夏民族并没有真正的农民起义,甚至这个民族的古典文献中虽然有“起义”一词,但绝无无“农民起义”这一个组合词。

  所以农民起义是一个现代词语。

  从历代农民暴动作乱的组织者身份上看,大型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们基本上没有是纯农民身份的。

  农民之所以又是参与暴动的主体成员,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被裹胁的!

  他们的房屋被人放火烧了,寒家无食,故而只能从了他人。

  被裹胁的乡下之人,不知远路,行百十里外,不悉回头,因后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随。

  同时为了防掳来之农民逃逸,严格控制农民的私财,甚至在农民的脸上刺字或者染其眉,以断其归路。

  那些农民参与暴动的其它原因则分别是天灾流行、赋税繁苛、政治腐败、外患频仍、兵变迭起、乡官虐民等。

  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地主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加重的啥事情。

  与此同时,这个时空的欧洲大陆上,也有农民暴动,东西两方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

  欧洲大陆主体是一种“领主分封制”。

  农民(奴)暴动所反抗者,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。

  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华夏民族的赤眉黄巾、黄巢、宋江式的规模……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。

  同时,地方的领主相对于郡县,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。

  华夏民族的农民暴动的效果则不然。

  在郡县制为主体的制度下,一开始小规模的“农业暴动”,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,然后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,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……亦更乐衷于“掳掠州县”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,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。

  当经过裹胁后形成了大规模的“暴动”,如黄巾、赤眉绿林、黄巢等规模后,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时,才敢与国家机器对抗。

  换言之,就比例而言,郡县制下的东方“农民暴动”多,容易规模大;“领主分封制”下的西方“农民起义”较少,规模较少。

  这种区别,与“民族性”之类的命题无关,更与“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”无关,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“理性选择”:

  郡县制下,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,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,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;领主分封制下,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,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。

  区别只在于一种最优化的选择。

  所以,任堂主当然很高兴的看到,枣庄县城里并没有多少流求官兵。

  有关流求官兵的英勇,他还是略有耳闻,而且也是小心对待的……山大王出身的人从不小看官兵。

  任堂主还对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。(未完待续。)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,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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